當「科學」成為殖民工具：高等教育如何把原住民知識放錯位置

我們經常聽到一種熟悉的說法：大學是知識最高殿堂，科學是最可靠的方法，學術制度則是篩選真理的公共機器。問題是，當這整套敘事被說得太順口時，很多人也就忘了追問——究竟是誰定義了「知識」？誰又被放在知識的門外，只能以「文化」、「經驗」、「傳說」或「地方素材」的名義被允許進入？

對不少原住民族學生與研究者來說，進入高等教育從來不是單純走進一個中立空間，而是走進一個早已安排好座位次序的劇場。理工、醫學、法政與人文社會各有一套自我證成的語言，而原住民族知識往往被要求先翻譯、先切割、先去除不合主流邏輯的部分，才可能被放進這座劇場。山林經驗要變成生態資料，儀式脈絡要變成田野描述，夢占與禁忌要被轉寫為文化象徵，長者口述則要經過外部研究者的方法認證，才能勉強取得學術上的合法性。這不是簡單的交流，而是一種帶著權力結構的文化錯置。

我認同吳誠文主委：學術不能只算論文數

在進一步批判高等教育的量化迷思之前，我要先清楚表明一項認同。我贊同現任國科會主委吳誠文所提出的方向——學術研發不要只算論文數，而應重視研究的價值與實質貢獻。這不是一句客套話，而是高等教育必須正視的制度問題：論文發表原本是交流研究成果的方法，一旦篇數、引用率與排名被反過來當成目的，研究者便容易被迫追逐可快速累積的數字，而不是長期、困難、真正能回應社會需要的工作。

國科會後續也正式重申「回歸研究本質、成果多元評量」，指出科研成就不應只以量化發表數值判斷，而應看研究品質、原創性及長期學術與社會影響。我認同這項政策方向，也正因如此，更必須把問題往前推一步：當學術體制願意承認「論文數不是全部」，它也應進一步承認，不同知識體系的貢獻不能永遠由同一套主流量尺裁判。否則，我們只是把量化指標稍微放寬，卻沒有真正處理原住民族知識長期被放錯位置的結構。

問題不在於每一篇論文都沒有價值，也不是否定學術研究，而是反對把數字變成自我目的。某些國際教育與學術排名遊戲，容易讓少數熟悉主流規則的學者透過相互引用與封閉網絡堆疊「影響力」，而難以被量化的土地知識、社群照護、語言傳承與文化責任，卻被留在評量表之外。當制度只看得到可計數的成果，它就會誤把「容易被算」當成「比較有價值」。

問題不是科學存在，而是科學被神話成唯一通道

先說清楚，批判知識殖民，不等於反科學。真正需要被質疑的，不是觀察、實驗、推論與證據，而是某些學術制度把自己包裝成唯一有效的理解方式，並把其他知識體系降格成等待採樣、等待翻譯、等待說明的「對象」。當科學被過度神話，它就很容易從方法變成制度武器：它不一定粗暴地消滅別人的知識，但可以很有禮貌地把別人的知識重新分類，放進它認為合適的位置。

於是，原住民族知識常被允許存在於三個安全區：第一是文化展演區，供人理解多元、拍照、致敬；第二是資料提取區，供研究者建立模型、發表論文、申請計畫；第三是校園修補區，當高等教育想展現包容與轉型正義時，可以安排一些看似進步的課程或活動。然而，若原住民族知識始終不能以完整知識體系身分，介入學位規範、研究倫理、資料治理與師資標準，那麼所謂包容，頂多只是把原住民族放在更好看的角落。

高等教育最擅長的事，往往是把活知識剪成可管理的碎片

大學制度偏愛模組化、標準化與可引用性。這些特質有其效率，也有其必要。但對原住民族知識而言，最大的傷害就在於，這些制度往往只願意接收可被抽離脈絡的部分。土地、親屬、祭儀、語言、倫理與禁忌原本互相牽連，卻經常在課程設計裡被拆成單元、在研究計畫裡被拆成變項、在資料庫裡被拆成欄位。最後留下來的，也許是大量「內容」，卻未必還是完整的知識。

這就是文化錯置最常發生的地方。不是因為有人直接說原住民族知識不重要，而是因為制度要求它先削去那些最重要卻最難量化的部分。例如，某些知識必須在特定季節、特定地點、由特定關係中的人來說；某些知識不是資訊，而是一種責任；某些知識之所以有效，並不是因為它可被單獨驗證，而是因為它嵌在一套長期被實踐的宇宙觀之中。當這些條件被抽走，剩下來的就只是好看但失根的樣本。

數位化與 AI 不一定是保存，也可能是新一輪抽離

很多人以為，只要把語言、故事、植物知識或地方規範數位化，就是保存。問題在於，數位化從來不是把東西「原封不動」搬進電腦，而是一連串重新編碼、重新索引、重新命名與重新授權的過程。誰負責標註？誰決定哪些欄位存在？哪些內容可以公開？模型如何切詞、如何向量化、如何生成？這些決定看似技術，實際上都帶著深刻的治理問題。

在 AI 時代，風險更清楚。當語言被拆成 token，故事被轉成訓練語料，禁忌知識被放進可搜尋的資料庫，很多人以為自己正在幫文化留下痕跡，卻可能同時把原本有邊界、有同意條件、有關係責任的知識，改造成人人可提取、可混用、可再製的資源。文化若只被看成內容庫，而不是被視為有主體、有規範、有拒絕權的知識系統，那麼數位保存就可能變成數位殖民。

這也是為什麼「資料主權」不是時髦詞，而是原住民族在數位時代的最低防線。資料不是中立資產，它牽涉誰能決定、誰能取用、誰能再利用、誰承擔風險、誰分享利益。若校園與研究機構只想取得原住民族資料，卻不願調整治理權，那只是把過去的採集模式換成伺服器而已。

Two-Eyed Seeing 不是漂亮口號，而是結構調整

近年許多機構喜歡談 Two-Eyed Seeing，彷彿只要在報告或課程計畫裡寫上這個名詞，知識衝突就自動獲得和解。其實這個概念真正困難之處，不在於用詞，而在於它要求兩套知識各自完整，並在清楚界線與相互尊重下形成合作。這意味著，大學不能只把原住民族知識當作補充案例，也不能要求它先被翻譯到完全符合主流學術格式之後，才算可以合作。

真正的雙向知識，至少要面對三個問題。第一，課程與學位制度是否承認原住民族知識持有者作為知識權威，而不只是文化講者？第二，研究倫理是否允許社群設定禁忌邊界、資料回饋與否決權？第三，知識評量是否願意接受不同於主流論文格式的表述與認證方式？如果這三件事不變，Two-Eyed Seeing 很容易退化成一種裝飾性修辭：左眼負責裝飾多元，右眼繼續負責做決定。

原住民綜合大學的討論，關鍵不是校名，而是解釋權

因此，我一直認為，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不能只停留在校園內的原住民專班、原資中心或幾門多元文化課。真正的問題是，原住民族是否擁有知識體系、師資標準、研究倫理、資料治理與學位框架的詮釋權。沒有這層權力，就算課程再多，仍可能只是主流制度下的分區展示。

所謂原住民綜合大學的想像，也不該被誤解為把原住民族關進自己的教育保留區，而是要建立一個由原住民族知識邏輯出發的完整高等教育架構。它可以與主流學界交流，但不必以被同化為前提；它可以與科學合作，但不必放棄自己的方法與倫理；它可以進入數位時代，但不必把所有知識都交給平台與模型決定命運。

對台灣而言，這件事尤其迫切。因為我們太容易把「看見原住民族」當成進步，卻很少追問：被看見的方式是什麼？是被當成資料、資源、裝飾與題材，還是被當成有能力定義自己知識位置的主體？若答案仍偏向前者，那麼高等教育的殖民性只是改穿了比較文明的衣服。

結語：真正需要被重新安置的，不是原住民族知識，而是制度傲慢

原住民族知識並不是缺乏科學，而是常常被迫進入一個不願承認多元知識論的制度。要改變的，不是讓原住民族知識更像主流科學，而是讓高等教育停止把自己當成唯一可以裁判真理的中心。若大學仍習慣把原住民族知識放在附屬位置，文化錯置就會繼續；若數位系統仍只想擷取而不想共享治理權，資料主權就仍是空話。

真正的進步，不是把原住民族請進教室後再告訴他們怎樣才算知識，而是承認這片土地上本來就存在多種知識體系，並讓它們在有尊嚴、有邊界、有決定權的條件下共存與互相照見。當「科學」不再被當成殖民工具，而是願意回到方法的位置、倫理的位置、合作的位置，雙向知識才有可能不是口號，而是一種實踐。

延伸閱讀與資料來源

• 中央社：吳誠文—學術研發不要只算論文數，應重視貢獻度｜日期：2026-01-22｜人工審稿核對：吳誠文主委於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對論文數量、研究價值與貢獻度的說明。
• 國科會：回歸研究本質、成果多元評量｜日期：2026-02-02｜人工審稿核對：科研成果不應僅以量化數值評斷，並應重視品質、原創性與長期影響。
•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人工審稿核對：第 31 條關於文化、傳統知識與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及其對高等教育與知識治理的意義。
• Global Indigenous Data Alliance：CARE Principles for Indigenous Data Governance｜人工審稿核對：CARE 原則的正式表述，以及「集體利益、權威控制、責任、倫理」四項框架。
• Te Hiku Media／Te Hiku Technology｜人工審稿核對：毛利語音科技與社群資料治理案例，是否明確說明資料存取、授權與社群主導機制。
• Indigenous Data Network｜人工審稿核對：澳洲原住民族資料治理倡議及其對研究倫理與數位主權的主張。
• First Nations University of Canada｜人工審稿核對：由原住民族治理的高等教育機構如何設計課程、社群連結與知識傳承。
• UNESCO：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local knowledge systems｜人工審稿核對：國際組織如何界定原住民族知識與地方知識在教育、永續與文化政策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