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療一定只能坐在診間裡嗎？加拿大正在把 Two-Eyed Seeing 做成真正的心理健康照護路徑

問題不是把傳統加到既有療法旁邊

「心理治療一定只能坐在診間裡嗎？」真正要問的不是場地的浪漫想像，而是人從第一次求助到回到日常，是否能在一條理解自己的路上得到連續支持。若服務只要求當事人用陌生語言敘述痛苦、獨自完成轉介、在每個新窗口重講一次創傷，換到任何漂亮的房間都未必更安全。文化安全也不是在制式療程旁安排一次活動，而是重新分配誰能設定問題、誰能參與、哪些界線可以由當事人決定。

加拿大 Ontario Shores 於二○二六年介紹其與原住民族夥伴共設計的 Two-Eyed Seeing 路徑，內容將臨床資源與土地為本的療癒、儀式、社群連結等支持並列，並說明會在 Ontario Structured Psychotherapy 的脈絡中發展。Ontario Shores：Two-Eyed Seeing 心理健康照護路徑這是一項正在形成的服務路徑，不是已被證明可套用到所有地方的完成答案；但它把「誰來定義有用的照護」放回實作中心。

路徑意味著選擇如何被串起來

照護路徑不是單一療法的別名。它處理的是：人如何被接住、初談時能說哪些事、能否選擇誰陪同、臨床與社群支持如何互相知情而不越界、暫停服務後如何回到生活。若把 Two-Eyed Seeing 理解為兩眼一起走，服務就必須同時看見心理症狀、安全與功能，也看見關係、語言、地方與當事人自己認可的支持。

這要求服務端在第一個接觸點就講清楚權利。當事人可以不談某些故事，可以選擇不讓家人或社群參與，也可以在希望時邀請可信任的人一起討論。涉及保密、風險評估、藥物或法定責任時，專業人員也要用可理解的語言說明界線。選擇權不是把決定丟回個人，而是提供足夠資訊、時間與可撤回的空間。

既有臨床工具仍在，但不再獨佔語言

認知行為治療、情緒調節、睡眠介入、精神醫療與危機支持都可以保留。它們能處理急性風險、功能下降與特定症狀，並有清楚的專業責任。問題在於，若它們被當成唯一合法語言，當事人對關係、歸屬、失落與地方的描述就可能被視為偏題。共設計的價值不是拒絕臨床，而是讓臨床知道自己應與哪些支持並列。

在實務上，服務可由當事人選擇支持組合：有人只想個別談話，有人希望和家人或文化知情的支持者共同規劃；有人需要先處理睡眠與安全，再決定是否接觸社群活動。不同選擇都應被尊重。Two-Eyed Seeing 的相關討論把關鍵放在跨系統溝通與關係，而非要求任何人放棄專業或文化的位置。Two-Eyed Seeing 與心理健康對話研究

初步資料值得看，但不能被誇大

一篇二○二三年的會議增刊報告，描述在某原住民族服務脈絡採用雙眼方法後，使用者對精神醫療服務的正向回應與就診、遵從等指標有所變化。Two-Eyed Seeing 精神醫療服務滿意度報告這些資訊可以作為持續研究與服務改善的線索，但它是特定場域的初步報告，不能直接推出普遍療效，也不能用來保證每個人都會得到相同結果。

負責任的服務評估應同時問：誰被納入、誰沒有回來、哪些人覺得不安全、哪些支持是由社群而非機構提供、資料如何被解讀。滿意度與使用率有意義，但不會涵蓋所有經驗。把數字與當事人的敘事並列，才能避免服務只選擇最容易被量化的成功。

台灣可以學方法，不必複製模板

任何在地轉用都不能跳過民族、家族、語言、城鄉移動、醫療可近性與既有信任關係。加拿大的案例不是台灣各地的腳本；可參考的是共設計的紀律：先問使用者在何處被服務中斷，讓社群有實質參與時間和回饋權，清楚處理保密與轉介，並允許不同意與退出。從小型、可檢討的合作開始，比一次宣布完成文化安全更可靠。

診間不必被否定，土地與社群也不該被浪漫化。真正重要的是，照護是否能讓人少一次被迫翻譯自己、少一次孤立地穿梭制度，並在需要時得到專業的安全支持。當路徑是共同走出來的，心理健康服務才有機會同時保有臨床責任與關係上的尊重。

路徑能否持續，還取決於機構是否願意改變自己的工作方式。若共設計只靠少數熱心人額外加班，當人員異動後就很容易消失。服務管理者需要把參與時間、跨角色協調、口譯或文化支持的費用、隱私處理與回饋會議列入正式資源，而不是把它們當成有餘裕才做的活動。同時，工作者也需要督導與支持，避免在制度沒有調整的情況下被要求獨自解決所有文化與關係問題。

對使用者而言，是否值得信任常可從很小的地方看出來：第一次聯絡是否有人用可理解的語言回應？能否不被迫重複創傷？改變心意時是否被尊重？服務失誤時有沒有可申訴與修正的路？這些可感受的條件，比任何宣傳口號更接近文化安全。把它們納入評估，才能讓照護路徑不是一張流程圖，而是人真正能走得過去的支持網。

一條可信的路徑還要能處理轉介斷點。當事人從社群支持轉往醫療，或從診間回到日常時，經常因為資訊不連續而重複說故事。服務可在取得明確同意後，設計最少必要的交接資訊：現在最需要的支持、不可碰觸的議題、希望的聯繫方式與風險計畫。資料越少越好，但要足以讓下一位工作者不必從零開始。若當事人不想交接，也應提供其他不強迫的選項。

品質監測不能只看等候時間和完成療程的人數。應同時問使用者是否理解了選項、是否感到被尊重、是否能在需要時改變支持組合、是否有安全地提出不滿的方式。這些問題可透過匿名回饋、定期對話與獨立的申訴管道累積，而非只在結案時匆忙發一張問卷。負面回饋不是破壞合作的證據，往往正是服務看見盲點的機會。

在工作者培力上，文化安全也不是背誦詞彙表。新進人員需要練習如何承認不知道、如何避免把個人經驗代表成集體規則、如何在保密與社群連結間說清楚界線，以及何時必須尋求督導。機構若能提供時間與資源讓這些對話持續，才能避免『尊重文化』成為要求單一工作者無所不能的口號。

此外，服務現場的場域選擇也要由使用者感受來檢驗。有人在診間覺得可預期與安全，有人則因過去經驗難以放鬆；有人喜歡在社群空間談話，有人擔心被看見。路徑不應預先替所有人決定「最文化」或「最療癒」的地方，而是提供清楚資訊與替代方案。無障礙、交通、照顧責任、時間安排與費用同樣會決定一個人能否實際使用服務。

當機構與社群合作，最難卻最重要的工作是願意修正權力關係。這包括接受社群提出的速度太快、語言不清楚、流程讓人不安心等批評，也包括在資源分配上讓合作不是無償付出。沒有任何一個名稱可以自動保證文化安全；能讓人持續信任的，是每一次失誤後是否有人負責、是否能說明、是否真的改變。

這種可修正性也應延伸到每一次服務接觸。當事人有權問：為什麼要做這項評估？我的資料會去哪裡？如果我不想繼續，接下來有哪些選項？工作者能夠坦誠回答，並在不知道時願意回去查證，比宣稱已經理解一切，更能讓合作關係有可靠的開始。

因此，成熟的路徑不是讓每個人走同一條路，而是讓人知道有哪些路、各自的風險與支持是什麼，並有能力在狀況改變時重新選擇。這才是把文化安全與臨床責任一起放進日常照護的意義。對組織而言，這也代表不能把選擇權只留在初談表格上：後續每個轉介、結案與重新進入服務的節點，都要讓使用者知道可以問什麼、可以拒絕什麼、又可以向誰要求協助。也要讓提出疑問的人不用擔心被貼上不合作的標籤，因為能安全地說不，才是真正的參與。

資料來源與延伸閱讀

• Ontario Shores：Two-Eyed Seeing 心理健康照護路徑
• Two-Eyed Seeing 精神醫療服務滿意度報告
• Two-Eyed Seeing 與心理健康對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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