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展現實驗室｜當創傷摧毀的不只是安全感，而是人用來理解自己與世界的地方關係時，「康復」究竟應該把什麼恢復回來？

創傷讓人失去的，可能不只是「安全感」

現代創傷治療很重視安全、情緒調節、創傷記憶、身體反應與關係修復。這些都是不可取代的臨床核心。但如果一個人的創傷同時來自被迫離開土地、家庭分離、文化斷裂、種族歧視、殖民暴力或長期失去社群位置，那麼「安全感恢復」是否足以描述康復？

2026 年發表於 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的一項 mixed-methods 研究，追蹤加拿大 Gwekwaadziwin Miikan land-based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s treatment program 參與者。研究的四個核心主題是：與 Indigenous identity 的連結、與土地的連結、創傷，以及同儕關係。這個結果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去自然環境就會比較好」，而是它把土地與身份本身放進療癒經驗，而不是當成治療室外面的背景。

什麼叫 place-based healing？

place-based healing 很容易被誤解成「把心理治療搬到戶外」。真正的差異不只是場地。對許多 Indigenous land-based programs 而言，土地不是治療的景觀，而是知識、關係、記憶、責任與身份的一部分。

因此，同樣是在森林裡走路，意義可能完全不同。一般戶外治療可能強調放鬆、感官覺察或運動；land-based healing 可能同時涉及語言、祖先知識、食物、季節、共同勞動、文化責任與「我屬於哪裡」的經驗。

這提醒心理學：有些人的自我並不是只存在於個人內部。當土地、家庭、文化與社群是自我形成的一部分，失去這些關係也可能成為創傷的一部分。

2026 年研究看見的不是單一療效數字，而是「重新接回來」

Gwekwaadziwin Miikan 研究包括治療期間訪談與六個月追蹤。參與者多次談到重新連結文化、重新想起曾經學過但失去的知識、透過土地重新理解自己，以及在同儕關係中不再感到自己是異類。

這些結果不能被過度解讀。研究不是大型隨機對照試驗，參與者數量有限，主要成果大量來自質性訪談。它不能證明 land-based treatment 對所有創傷或成癮都優於其他治療，也不能把所有原住民族視為需要同樣的文化介入。

但它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臨床問題：如果一個人說「我重新找到自己」，而量表只測焦慮、憂鬱、睡眠與物質使用，我們是否漏掉了真正重要的變化？

西方創傷治療其實也早已知道「關係」很重要

把西方心理治療寫成只會處理個人症狀並不公平。依附治療、家庭治療、團體治療、身體取向創傷治療與社區心理學都承認關係與環境的重要性。問題不在「西方只看個人、原住民族只看關係」這種二分，而在於不同系統把什麼放在核心、什麼放在輔助。

對標準心理服務而言，土地關係常被視為生活背景；對某些 Indigenous healing frameworks 而言，它可能是自我與健康的一部分。這個差異會直接改變評估問題：治療師除了問「你最近是否比較少做惡夢」，也可能需要問「你是否重新回到某些地方」「你是否重新有可以一起做事的人」「你是否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再只有受害者」。

澳洲 2026 的政策實驗也在把 place 寫進制度

澳洲 National Indigenous Australians Agency 的 Healing for Strong Families program 正在七個地點推動 place-based、trauma-aware、culturally responsive healing，並強調各地要共同設計自己的 healing model。服務預計自 2026 年底起陸續展開。

這裡值得注意的不是「政府終於採用文化治療」，而是評估架構也被要求共同設計。如果每個地方的文化、家庭結構、語言、暴力經驗與服務條件都不同，成效指標就不應完全由中央先決定。

這對心理健康治理是一個重大挑戰：我們習慣用同一套量表比較服務，但 place-based model 可能要求同時保留可比較的共同指標，以及由社區定義的地方指標。

康復究竟應該恢復什麼？

傳統 trauma recovery 常包括安全、穩定、情緒調節、功能恢復、創傷敘事整合與重新投入生活。place-based healing 加入後，可以再問四個層次。

第一是「位置感」：我知道自己在哪裡，以及這個地方和我有什麼關係。第二是「關係感」：我不是孤立個體，我知道自己和誰互相承擔。第三是「身份感」：我不是只由創傷事件定義。第四是「未來感」：我可以想像自己繼續留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

這些概念不一定只屬於原住民族。移民、災民、失去家園的人、長期住院者或被迫離開熟悉環境的人，也可能經驗地方關係的破裂。但對 Indigenous communities 而言，殖民與土地剝奪使這個問題具有更明確的歷史與政治脈絡。

不能把「土地療癒」浪漫化

當我們說 land-based healing 有價值，最需要防止的是浪漫化。土地不總是安全。某些地方可能和暴力、死亡、失去或殖民經驗綁在一起；某些當事人對文化活動沒有興趣；某些家庭或社群本身也可能是創傷來源。

因此文化安全的第一條不是「一定要回到土地」，而是選擇權。當事人有權決定哪些地方、哪些關係、哪些文化實踐對自己有幫助，也有權拒絕。

同樣地，急性自殺風險、精神病性症狀、嚴重物質依賴與醫療併發症仍需要專業評估。land-based healing 不能被包裝成可以取代所有精神醫療或心理治療的萬用方案。

雙向知識不是把心理學術語翻成文化語言

真正的雙向知識，不是心理師先決定 treatment plan，再請文化工作者幫忙把它翻成更親切的版本。它應該從 assessment 開始就讓不同知識改變問題。

心理師可能從神經系統調節、創傷記憶與依附評估風險；land-based practitioner 可能看到一個人和土地、家庭、語言與責任的斷裂；家庭可能知道真正讓他反覆崩潰的是某個場所、節日或關係事件。這些資訊若能共同形成治療目標，療癒才不是一條專業單行道。

反過來，心理臨床也必須提出安全邊界：身體接觸、物質使用、藥物、危機處理、保密與轉介需要清楚。雙向知識不是降低專業要求，而是讓更多角色共同定義「什麼需要被保護」。

台灣可以問的，不是「要不要複製加拿大 land-based program」

台灣不應直接把加拿大或澳洲的 land-based healing 模型搬進各族群。每個族群對土地、祖靈、家庭、語言與療癒的理解都不同，而且不是每個個人都會認同同樣的文化實踐。

真正可借鏡的是研究方法。若台灣要發展原住民族文化安全的創傷服務，可以先與社群共同定義：創傷除了症狀之外破壞了哪些關係？哪些地方具有支持性？哪些地方具有危險性？家庭應如何參與？哪些文化資訊不能被寫進一般病歷？哪些成效是社群真正想看到的？

這些問題會讓「文化」從宣傳素材變成服務設計變項。

成效評估也需要把「重新連結」變成可討論的結果

如果 place-based healing 的核心是重新連結，評估就不能只停在 PTSD、憂鬱或焦慮量表。可以加入治療留存、物質使用、安全事件、家庭負荷、文化安全感、社群參與、地方連結、身份穩定、希望感與生活角色恢復。

但量化也不能把文化關係壓成一個漂亮分數。最好的評估可能是混合方法：共同指標讓政策能比較，地方質性資料則保留「為什麼改變」的意義。

2026 年的研究真正把一個簡單而尖銳的問題放回心理治療：如果創傷讓一個人失去的不只是安全，而是他理解自己和世界的關係，那麼康復就不應只問症狀有沒有下降，也應問——這個人是否重新有地方可站、有關係可回、有身份可認、有未來可想像。

來源

• 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Experiences of land-based treatment program for Indigenous people (2026)
• NIAA｜Healing for Strong Families
• NIAA｜Healing for Families 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Learning Framework

編輯補充：把「好案例」和「可複製政策」分開

一個國際案例值得報導，不代表它可以直接複製到台灣。真正負責任的比較必須把法律、資源、人口規模、地理、歷史與治理制度一起放進來。文章中的國際經驗應被視為產生問題與驗證假說的素材，而不是現成答案。未來若在台灣發展相似方案，仍需要在地利害關係人共同定義成功、失敗、風險與停止條件，並保留可以被修正的評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