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 已經離開森林、進入資料庫之後，利益還回得去嗎？Cali Fund 正在測試「數位序列也要分享利益」

一段序列被下載後，誰還看得見它來自哪裡？

一株植物、一種微生物或一份標本被採集、定序並上傳後，可能進入藥物研發、作物育種、酵素製造、化妝品或合成生物學的長鏈。資料可以被複製、比對、重新組合；和實體樣本不同，它往往不再帶著清楚可見的地方脈絡。於是問題不只是「當初有沒有採到樣本」，而是：當遺傳資訊已經離開土地、進入資料庫並創造商業價值，利益與責任還能不能回到原來的關係之中？

生物多樣性公約下的數位序列資訊（digital sequence information, DSI）多邊機制與 Cali Fund，正是在回答這個制度問題。依 生物多樣性公約的 Cali Fund 說明，機制將遺傳資源數位序列的使用與多邊利益分享連結起來；其指導委員會預定於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召開下一次會議，討論正從原則走入營運的事項。公約會議日程也把這場會議列為已確認的正式會議。

這不是把 DNA 視為商品的單一問題，而是在測試全球制度是否能承認：生物資料的價值常常不是從真空中長出來。物種得以保存、名稱得以辨識、採集得以進行，可能都和地方社群長期照護的土地、知識與關係有關。

利益分享不是同意權的替代品

討論 DSI 時最容易混在一起的，是四件不同的事：利益分享、事前知情同意、資料控制與來源可追溯。Cali Fund 處理的是多邊利益分享；它不會自動回答某一個社群是否同意資料被定序，也不會自動告訴資料庫使用者哪些資訊帶有文化限制，更不等同於社群能對後續用途喊停。

這個區分很重要。基因序列是分子層次資訊；傳統知識可能包含物種用途、採集時節、禁忌、地名、分類、家族責任與不可公開的脈絡。兩者不能被粗暴畫上等號。但它們也不是毫無交集：某個研究問題之所以出現、某種植物之所以被保存或辨認，可能正是地方長期知識與照護的結果。

因此，「使用後分一筆錢」不應成為跳過資料治理的捷徑。較完整的制度至少要讓人追問：資料從何而來？有哪些已知的使用條件？哪些部分不可公開？誰可以得知再利用？收益是由誰定義、以何種形式回到地方？

50% 的承諾，仍需要看得見的回流路徑

Cali Fund 啟動公告指出，基金資源的至少一半將配置給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自我確認的需求，包括婦女與青年。這是一個重要的制度承諾，因為它把社群從抽象的「潛在受益者」往實際分配架構推進一步。

然而，分配比例不是終點。對社群而言，有用的回流未必只有款項：可能是可自行管理的資料副本、以地方語言寫成的研究結果、青少年科學教育、標本與資料的返還、棲地照護經費、研究培訓，或拒絕特定用途的權利。若回流只能由外部機構代為界定，利益分享仍可能只是另一種由上而下的補償。

也因此，制度的可信度不只看基金募到多少，更看社群能否知道資料如何被使用、能否參與設定優先事項、能否取得申訴與說明管道，以及是否能在成果出現前而非產品上市後才進入決策。

把資料治理放回關係，而不只放進欄位

Global Indigenous Data Alliance 的 CARE Principles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對照。FAIR 原則關注資料是否容易被找到、取得、互通與再利用；CARE 則追問集體利益、控制權、責任與倫理。兩者並不衝突，但回答的不是同一件事：前者偏向資料可用性，後者要求資料使用不抹去權力與關係。

對台灣而言，這不代表直接複製國際基金。較實際的第一步，是在生物多樣性調查、標本典藏、DNA 定序與地方知識紀錄中，分別標示哪些是可公開的科學資料、哪些須依社群條件再利用、哪些因文化或保育敏感性而不應公開。接著才能建立查詢、通知、共同審閱與回饋的流程。

資料自由流動與資料完全封閉之間，還有很多制度選擇。真正值得被設計的，是讓社群不是只在資料被取走時被問一次，而能在資料被整理、被再利用、被商業化時持續保有位置。

不把「回來」只理解成匯款

Cali Fund 的意義，在於它承認數位序列利用也必須面對利益分享；它的限制也同樣清楚：一個多邊基金無法獨自處理每一份資料的來源、同意與文化邊界。這不是機制失敗的理由，而是提醒所有參與者別把一項制度當成全部答案。

真正成熟的利益分享，是一條可被檢查的鏈：採集時有可理解的同意；整理時保留來源與條件；再利用時能被追溯與說明；價值產生時有財務或非財務回流；敏感資料仍可被限制或撤回。當這條鏈存在，資料共享才有可能成為合作；否則，序列越能被複製，原來照護生命的人反而越容易消失在資料庫之外。

從採樣許可到資料庫標籤，每一站都可能失去脈絡

一份樣本從野外進到資料庫，通常要經過採集、保存、定序、品質控制、上傳、比對與再分析。每一步都很合理，卻也都可能讓「它從哪裡來」被縮成一行座標、一個採集國或一串樣本編號。這些欄位對科學重現很重要，但不足以表達一處採集地是否與社群使用、保育、儀式、物種脆弱性或受限知識有關。

好的資料治理不是要求每個公開序列都揭露文化細節。恰好相反，它要先區分哪些資訊應保留、哪些只能條件式揭露、哪些不宜數位化。這種分層可同時降低兩種風險：一是把敏感地點或知識推進公開資料流；二是因害怕風險而把所有研究、保育與公共健康資料一概封閉。制度的工作不是選擇「開」或「關」，而是建立能讓不同資料處在不同責任條件下的基礎設施。

企業貢獻之外，還需要使用紀錄與可理解的說明

多邊基金特別適合處理全球化資料利用：很難要求資料庫中的每一次下載都回到某一筆原始樣本逐案談判。然而，這個效率優勢也可能使社群和特定資料脈絡被沖淡。對使用 DSI 的企業與研究機構而言，最低限度的責任不應只剩繳交貢獻，也包括說明使用範圍、保存資料與決策紀錄，並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支持來源、限制與回饋資訊被保留。

對社群而言，可理解的說明尤其關鍵。基金怎麼決定優先項目、誰能申請、有哪些審閱或申訴途徑，不能只留在國際會議文件與技術英文裡。若資訊無法被在地討論，形式上的參與很容易變成只在名單上出現。把資料流、資金流與決策流做成可理解、可追問的紀錄，才是讓「自我確認的需求」真正能被實踐的前提。

台灣可以先做的，不是另造一個國際名詞

台灣若要從 Cali Fund 學習，最實際的工作不必從新基金名稱開始。可以先盤點哪些公部門、學校、博物館、研究計畫或民間組織持有原住民族地區的標本、物種資料、DNA 序列、地名或傳統用途紀錄；再建立一套讓社群能知道資料何在、提出使用條件並獲得研究回饋的程序。這不是把所有資料交給單一單位，而是讓權限、責任與聯絡窗口不再消失。

國際機制的價值，正在於讓這些問題不再被視為研究計畫末端的善意選項。資料已經改變生物多樣性研究與產業的價值鏈；利益分享也必須從一次性的補償，變成長期可被治理的關係。Cali Fund 是否成功，最後不只取決於募款金額，而取決於它能否讓資料時代原本最容易被省略的人，重新出現在決策之中。

資料來源

•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Multilateral Mechanism and the Cali Fund
•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ali Fund launches at COP16
•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Processes and meetings
• Global Indigenous Data Alliance｜CARE Principles for Indigenous Data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