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0 不能只畫保護區邊界：印尼人民保育峰會把「誰有權決定怎麼保育」推到 COP17 前台

# 30×30 不能只畫保護區邊界：印尼人民保育峰會把「誰有權決定怎麼保育」推到 COP17 前台

作者：雙向知識實驗室；諮詢委員：故 余金正耆老｜布農族｜丹社馬遠村｜資深文化耆老、長期關注傳統醫療文化、祖先遷徙、部落規範與禁忌

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正在進入一個很容易被「數字」遮住政治與文化問題的階段。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 Target 3，要求各國在 2030 年前，讓至少 30% 的陸域與內陸水域，以及 30% 的沿海與海洋區域受到有效保育與管理。這個被簡稱為「30×30」的目標看起來像一道面積題：畫出邊界、計算公頃數、統計保護區比例，最後交出一張世界地圖。但真正困難的問題其實在數字下面：誰決定哪裡應被劃入？誰定義「有效管理」？原本居住、採集、狩獵、放牧、捕魚、祭儀或照護土地的人，在新的保育體制裡是治理者、合作夥伴，還是被管理的對象？

9 月 1 至 3 日在印尼日惹舉行的 Peoples’ Conservation Summit 2026，正把這個問題推到今年 CBD COP17 之前。官方說明把峰會定位為人民保育實踐者、社群、研究者、政府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共同討論的場域，並將峰會成果銜接到 COP17。需要特別校正的是，峰會於 9 月 3 日結束，並不代表人民保育宣言已完成最終版本。官方時間軸顯示，宣言與 Local Biodiversity Outlook Indonesia 在峰會後仍進入最終化階段，並一路銜接至 10 月 16 日前後的 COP17 時程。因此今天能夠確定的是：峰會諮詢階段已完成，文本與政策主張正在往最終版本推進，而不是把尚在定稿的文件寫成既成決議。

這個時間差本身很值得注意。國際會議常被新聞壓縮成「開會—宣布—結束」，但真正影響制度的工作，往往發生在會後文字如何被固定：哪些概念進入正式宣言、哪些權利被明確寫入、哪些語句只停留在倡議層次。對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而言，這不是修辭問題，而是未來土地、資源與知識在國家保育政策中如何被承認的制度入口。

CBD Target 3 的正式文字其實比「30%」複雜得多。它要求保育系統具備生態代表性、連通性與公平治理，也明確提到在適用情況下承認原住民族與傳統領域，並尊重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對傳統領域的權利。CBD 的官方指引更進一步指出，涉及這些領域的決定應尊重權利並納入自由、事先與知情同意（FPIC）。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只是把面積做大，卻讓原本的社群失去決策權、使用權或知識治理權，它或許完成了地圖上的 30%，卻未必完成 Target 3 所說的「公平治理」。

這也是「雙向知識」真正可以介入的地方。衛星遙測、物種調查、棲地模型與 GIS 可以回答森林覆蓋是否改變、物種熱點在哪裡、保育區之間是否連通；這些方法非常重要。但是一片森林對地方社群而言，並不只是一個多邊形。它可能同時包含季節性的採集規則、不能進入的區域、不同家族或群體的責任、對特定物種的禁忌、災後恢復的時間判斷，以及何時可以利用、何時應該停止利用的社會規範。這些資訊如果只被抽成座標點，再丟進中央資料庫，很容易失去原本「誰有權解釋」與「誰有權決定是否公開」的脈絡。

因此，保育資料主權不能被當成保育工作的附加倫理條款。當政府或研究機構要求社群提供神聖地點、狩獵路徑、藥用植物分布、重要水源或稀有物種位置時，資料本身可能直接改變土地價值、觀光壓力、執法方式，甚至帶來非法採集風險。好的保育治理不是把地方知識全部數位化，而是先決定哪些資料可以公開、哪些只能在特定治理層級使用、誰能授權二次利用，以及錯誤或過時資料如何被社群更正。

COP16 之後，CBD 在 Article 8(j) 與相關條款上又往前推了一步：締約方通過新的工作計畫，並同意建立永久性的 Article 8(j) 附屬機構，以強化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在公約程序中的實質參與。這個變化的意義在於，傳統知識不再只是生物多樣性政策旁邊的一個文化章節，而是逐漸被放進全球治理架構的核心程序。未來 30×30 成效若只看新增多少保護區，而不檢查權利、治理與參與，評估就會失真。

對台灣或其他島嶼、山地與沿海社群而言，真正值得借鏡的也不是複製印尼制度，而是改變提問順序。規劃保育區以前，可以先問：誰長期照護這片土地？既有治理規範是什麼？科學監測與地方觀察有哪些相互驗證、又有哪些無法互換？如果需要建立 GIS 或生物多樣性資料庫，資料權限是否能分層？社群能否對資料的使用情境提出限制？若保育措施造成生計、遷徙路徑或文化實踐的改變，誰負責補救？

這樣的做法並不是反對科學，也不是把地方知識浪漫化。恰恰相反，它要求科學證據與權利治理各自接受更嚴格的檢驗。地方知識可能有內部差異，也可能因世代、性別、職業或居住位置而不同；科學模型也有解析度、抽樣偏差與不確定性。雙向知識的目的不是宣稱某一套知識永遠比較正確，而是建立一個能讓差異被看見、能追問證據來源，也能讓決策權與責任說清楚的制度。

30×30 最容易被拍成一張綠色世界地圖；但真正決定它是否公平、是否有效的，可能不是那條邊界畫在哪裡，而是邊界畫下去之後，誰還能說話、誰能修改規則、誰對土地負責。印尼人民保育峰會在 COP17 前提出的核心挑戰，正是把「保育多少」重新拉回「由誰治理、用什麼知識治理、誰承擔後果」。如果這三個問題沒有一起回答，30% 可能只是漂亮的全球指標；如果能一起回答，它才可能成為真正的生物多樣性治理改革。

主要資料來源

• Peoples' Conservation Summit 2026 (official)
•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 KMGBF Target 3
•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 Article 8(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