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五個 Indigenous 案例連成一座「群島」：原住民族主導的 planetary health，如何讓地方知識改變研究本身？

# 把五個 Indigenous 案例連成一座「群島」：原住民族主導的 planetary health，如何讓地方知識改變研究本身？

作者：鄭淑禎｜實踐大學專任助理教授、關注產業轉型、農業價值鏈、地方經濟與科技應用的專題作者

五座「島」其實是五套知識制度

長期以來，全球主流環境科學與公共衛生研究在探討「行星健康」（Planetary Health）時，往往習慣採用高度由上而下、由全球北方學術機構主導的普遍主義框架。在這種傳統範式下，原住民族往往僅被視為氣候變遷最脆弱的「受害者」，或是為西方科學家提供田野數據與傳統生態知識（TEK）標本的「受訪對象」。然而，維多利亞大學跨學科團隊與多個原住民族社群在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胳針行星健康》發布的重大跨國研究，徹底顛覆了這種知識殖民主義的單向模式。該研究跨越太平洋與北美大陸，連結了五個完全由原住民族自主領導的長期復興案例，建立起一座以關係性、自主性與地方主權為核心的「行星健康群島」（Archipelagos of Indigenous-led Resurgence）。

這五個案例絕非零散的田野速寫，而是深植於各自民族法理、土地治理與文化實踐的長期實證體系。在西太平洋的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Islands），查莫洛（Chamoru）學者蒂亞拉·納普蒂（Tiara Na'puti）團隊直面軍事化基地擴張對海洋生態、珊瑚礁與島嶼糧食自主的深重破壞，展現了原住民如何將海洋主權與去軍事化倡議轉化為守護群島健康的防線；在夏威夷（Hawaiʻi），卡納卡毛利（Kanaka Maoli）學者霍庫拉尼·艾考（Hōkūlani Aikau）團隊透過復育傳統芋頭水田（loʻi kalo）與阿胡普阿阿（ahupuaʻa）山海流域治理，實證了傳統水利修復如何顯著降低下游沉積物、改善近岸珊瑚生態，同時修復原鄉青年的文化認同與身心健康；在紐西蘭奧特亞羅瓦（Aotearoa），毛利族（Māori）環境領袖麗莎·特霍霍（Lisa te Heuheu）團隊在特阿拉瓦湖群（Te Arawa lakes）推行以毛利文化生命力指標（Mauri Model）為核心的共同治理，將生態系法人地位與文化監測法規化；在溫哥華島，夸夸嘉夸族（Kwakwa̱ka̱ʼwakw）藝術家與學者凱瑞·紐曼（Carey Newman）透過「見證毯」（The Witness Blanket）跨領域藝術創作與物件記憶，拆解殖民掠奪對原住民身心與土地生態的雙重創傷；在加拿大亞伯達省的凱奈第一民族（Kainai First Nation），梅麗莎·奎斯內爾（Melissa Quesnelle）與黑腳聯盟（Blackfoot Confederacy）推動伊尼倡議（Iinnii Initiative），讓美洲野牛重返原生草原，重塑了草原土壤碳匯、原生植被多樣性與部落糧食主權。

這項研究在科學方法論上的關鍵突破，在於它嚴格拒絕將這五個民族的經驗抽象化、扁平化為單一的「全球原民通用公式」。論文證明了原住民族主導的實踐之所以具有變革性，正是因為它徹底轉移了研究的主導權：從「研究問題由誰提出」、「什麼才算合法的科學證據」、「資料治理權歸誰所有（貫徹OCAP原則：所有權、控制權、獲取權與擁有權）」，到「研究成果如何具體回饋部落」。研究以嚴密的個案分析與跨地域比較證實，當原住民族掌握研究主權時，環境復育的長期存續性與生態健康指標的改善幅度，遠遠高於外部專家主導的短期干預專案。

誰有權定義健康、證據與研究問題

在當前全球氣候政治與環境永續議題中，「重視原住民智慧」日益成為跨國會議、政府文告與企業公關中最受歡迎的流行語彙。然而，當主流體系熱烈歡呼「原住民是地球守護者」的吸睛標籤時，真正的公共問題往往在這種表面尊崇中被隱蔽與邊緣化。西方學術界與治理機構往往只願意挑選原住民文化中溫和、非政治化的「自然和諧」象徵，卻刻意迴避背後至關重要的土地權利、歷史不義、軍事佔領以及資源開採的政治現實。如果所謂的行星健康只是把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當作修補全球北方資本主義環境危機的免費解方，而不歸還實質的治理主權，這本質上依然是一種新型態的知識採掘主義與綠色殖民主義。

從國際前沿案例退回到台灣與全球各地的公共政策現實，真正的公共挑戰在於：主流科研體制與政府部門是否願意在制度上讓渡實質的提問權與決策權？在台灣的原鄉土地、森林保育與海岸管理中，政府部門經常以「科學管理」或「國家公園」之名，限制族人採集、狩獵或農耕的傳統權利；每當發生土石流或極端氣候災難時，往往又將責任怪罪於原鄉的農業開發。主流社會熱衷於在報告書中引用原住民神話作為美化裝飾，卻在土地劃設、自主治理法規與自決權審查時層層設限。這種將「文化象徵」與「實質權利」割裂的行徑，是當前公衛與環境治理最深層的結構性障礙。

真正的公共健康與生態永續，不能建立在對原住民族苦難的審美消費之上。如果公共政策不願正視土地主權的返還、不願承認原住民族慣習法的法律效力，也不願改革對原住民族資料與傳統智慧的掠奪性機制，那麼任何打著行星健康旗號的倡議都將淪為虛偽的道德姿態。公共體系的根本職責，是建立法制化的夥伴協商機制，在預算、法規與科研評估標準上打破中央集權的官僚桎梏，真正讓原住民族社群成為自身土地與生命未來的決策主體。

地方知識如何反過來校正科學

雙向知識的實踐，絕不是在西方現代科學的霸權架構中施捨性地給予地方知識發言的席位，而是讓兩種截然不同卻同樣深厚的知識體系，在平等尊嚴的基礎上展開互相審問、互相校正的實質對話。西方科學長於使用遙測衛星、基因定序、氣候模型與統計回歸分析，能夠精準測量跨尺度的物質循環與全球宏觀趨勢；然而，原住民族代代相傳的地方知識，則蘊含了數百年乃至數千年對特定山林、洋流、土壤與微氣候的深度感知，更重要的是，地方知識將人類視為生態親族網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西方科學所欠缺的關係本體論與倫理自我約束。

當夏威夷的卡納卡毛利人修復阿胡普阿阿水田時，西方水文學家可能只看到氮磷過濾率與水流流速的物理指標；但毛利長老與農夫所實踐的，卻是包含祖先祈儀、親族互助、種子培育與世代傳承的全人生活方式。如果西方科研團隊堅持以冷冰冰的外部指標來評估成效，往往會忽視社群凝聚集結的關鍵社會資本；反之，當族人的復育實踐結合了現代水質檢測與沉積物測量數據時，這些量化指標也能成為原住民青年向州政府爭取水權、駁斥污染企業的有力武器。這正是雙向知識互相校正的絕佳典範：西方工具成為賦權地方的手段，而地方智慧則校正了西方科學忽視人與土地倫理關係的認知盲區。

在台灣的原鄉產經轉型與山林共管實踐中，這種互相校正的迫切性同樣鮮明。從南投信義、仁愛部落的布農族獵場管理，到花東阿美族、卑南族的沿海採集慣習，在地耆老對颱風路徑、山體崩塌預兆與動植物物候的掌握，往往遠比數百公里外的氣象預報更加敏銳。如果主流科研單位能夠放下專業傲慢，與部落建立起制度化的共同研究平台，讓林業保育數值、無人機遙測地圖與耆老的口述歷史、地名記憶相互印證，我們不僅能大幅提升防災預警與生態監測的在地精準度，更能催生出一套深具在地主體性且具備國際競爭力的本土生態科學體系。

從資料主權走到共同決策

將「行星健康群島」的批判性洞見轉化為真正具備約束力的國家法規、科研資助政策與地方治理機制，中間必須跨越數道嚴峻的體制關卡。從學術論文走向實務變革的第一道門檻，是科研經費資助體系的結構性鬆綁與評審指標重構。現行的學術評量機制高度迷信短期產出、SCI論文篇數與西方主導的引用率，極度不友善於需要耗費數年時間建立部落信任、實踐共同設計（Co-design）與成果審查的跨文化研究。如果科技主管機關與大學評鑑不修改考核指標，不能在制度上承認部落社區共同著作權與地方知識產權，主流學者便缺乏實質誘因投入長期的主權賦權研究，原民知識便永遠只能淪為被採掘的外圍素材。

第二道門檻在於嚴格落實原住民族資料主權（Indigenous Data Sovereignty）與倫理審查法制化。在推動任何環境監測、健康普查或生物多樣性資料庫建置時，必須強制遵循國際公認的CARE原則（集體利益、控制權威、責任與倫理）與OCAP標準。政府部門與學術機構不得將在原鄉採集的所有基因、物種分布、土地傳統地名等資料隨意收歸國有或對外開源，而必須在法規上確立資料的所有權與使用審批權屬於在地部落議會或自治法人。任何未經部落自由、事前與知情同意（FPIC）的資料掠奪行為，都必須面臨嚴格的法律究責與倫理撤回懲戒。

第三道門檻則是地方行政授權的實質下放與常態性資源挹注。長期以來，許多原民共管專案往往淪為「中央決策、地方背書」的虛擬參與，一旦專案補助結束便打回原形。要落實真正的群島式自主治理，國家必須在法制上確立部落在流域管理、森林保育、傳統領域開發上的否決權與共同經營權，並將環境監測與守護預算轉化為常態性的地方自主公基金。唯有當我們勇敢拆除官僚集權的體制高牆，在科研、法制與財政上為原住民族主權鋪設暢通的道路，地方知識才能真正迸發其改變世界的強大潛能，引領全人類走出環境崩潰的時代危機。

資料來源與延伸閱讀

• 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Archipelagos of Indigenous-led resurgence for planetary health
• University of Victoria Faculty Profile｜Dr. Heather Castleden, Transformative Governance for Planetary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