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寫著「真」或「假」，為何來源仍會改變分享意願？53 人 EEG 實驗的可用結論與邊界

在社群平台上，一則健康新聞旁邊若出現「真」或「假」的標籤，讀者會不會改變信任程度與分享意願？直覺可能認為，標籤只要夠醒目，就能讓人做出更正確的判斷。但 2026 年 10 月 29 日《Scientific Reports》發表的一項研究提醒我們：標籤的內容固然重要，標籤由誰提出，也會影響人們如何解讀。這不只是媒體識讀課的問題，更是平台治理、公共衛生資訊與事實查核設計共同面對的難題。

研究者讓 53 名參與者閱讀醫療與健康相關新聞標題，在基準評估後接收「Truth」或「Fake」標籤，並改變標籤所附帶的來源可信度。實驗同時記錄受試者對標題的信任與分享意願，以及腦電圖（EEG）中的事件相關電位。結果顯示，高可信來源的標籤比低可信來源更能影響信任與分享意願；但這種效果不是對「真」與「假」完全對稱。

「真」標籤更依賴誰說的

依研究摘要，當「真」標籤由高可信來源提出時，受試者的信任與分享意願增加；低可信來源的「真」標籤沒有出現相同的增強效果。相對地，「假」標籤使評分下降的效果，在不同來源可信度下都能觀察到。這並不表示人們天生更容易相信否定訊息，也不表示任何標成「假」的內容都會被正確拒絕。研究所比較的是特定醫療標題、實驗設定與受試群體中的平均行為結果。

這個差異有一項實務意義：平台如果只在文章旁邊加上真假標籤，卻不清楚顯示查核者、證據與更正機制，就可能讓使用者只記住顏色或符號，而沒有學會判斷來源。反過來說，單純把來源標成「權威」，也不能替代查核方法。真正可靠的資訊判斷，需要追溯原始資料、研究方法、更新日期與可能的利益衝突。

EEG 看到的是處理歷程，不是讀心

研究在神經電生理上並未找到原先某些理論可能預期的 FRN／RewP 證據，而是觀察到高可信來源引發較大的早期 P2 類反應；單次試次分析也將 P2、P3 振幅與信任及分享評分聯繫起來，尤其在可信來源提出否定性更正時較為穩定。這些結果可以作為資訊處理時間歷程的線索，卻不能解讀成「看到 P2 就知道某人會轉傳」或「EEG 可以判斷一篇新聞真假」。

EEG 測量的是頭皮電位隨時間變化的訊號，與注意、刺激評估及其他心理歷程可能有關；同一電位成分通常不對應單一心理功能。研究中觀察到的關聯，也不能直接推出某個平台介面必然造成某種行為。若把腦波圖片拿來宣稱可以讀出讀者的政治立場、價值觀或個別真假判斷，都是超出研究範圍的過度推論。

從查核標籤走向來源素養

對教育工作者而言，這項研究可以轉化為一個很簡單的課堂活動：給學生兩則內容相近、來源標示不同的健康資訊，先記錄自己的初步判斷，再要求學生查找原研究、政府資料或正式專業機構的解釋。最後討論，改變判斷的是「真／假」兩個字，還是查證過程中看到的證據？這比教學生盲目相信平台貼上的標籤更有教育價值。

對平台設計者而言，標籤應該有可追溯的查核來源、更新時間、證據連結與申訴修正管道。某些醫療資訊會隨新研究更新，早期說法與後來證據可能不同；因此，清楚表達不確定性有時比二元標籤更負責任。平台也應考慮低視力使用者、不同語言使用者與手機小螢幕上的可理解性，不能只把介面設計當成美術問題。

不把小樣本實驗寫成社會定律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同時比較行為評分與神經訊號，讓我們對來源可信度如何進入資訊評估過程有更具體的研究問題。但 53 名受試者不是全球網民的縮影，醫療標題也不代表所有政治、災防、文化或娛樂資訊。實驗中的分享意願更不等於真實平台上的轉傳行為；正式報導仍需分清研究量測的是什麼、沒有量測的是什麼。

從雙向知識的角度，科學研究可以提醒平台重視來源可信度，公共教育則可以反過來檢驗研究結論在不同語言、年齡與文化情境中的適用性。面對原住民族知識或地方公共資訊，不能只依主流機構名氣判斷可信度；也要尊重社群知識的來源規範、授權邊界與可查證脈絡。真正成熟的媒體素養，不是讓每個人都變成標籤的服從者，而是讓讀者知道何時該追問、向誰追問，以及如何承認目前證據還不足。

信任是連續判斷，不是按鈕開關

實驗中的「信任」與「分享意願」來自受試者評分，並非平台實際分享次數。這個差異非常重要：人在實驗室願意勾選分享，不代表回到手機上會真的轉傳；反之，某些人也可能為了提醒朋友不要相信謠言而分享錯誤內容。若沒有測量分享動機、社群關係與真實互動，不能把評分直接換成平台行為預測。因此，研究結果應被視為設計更嚴謹實驗的線索，而非可直接部署的演算法規則。

來源可信度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個人印象。某個醫療機構在特定領域可能具備高度專業，但對另一領域未必具有同樣權威；某位在地知識持有人也可能擁有正式學術資料未涵蓋的長期觀察。判斷來源應結合其專業範圍、可追溯證據、公開更正紀錄與具體論點，而不是只看機構大小或名氣。這也是把研究帶進不同文化情境時必須保留的限制。

讓查核結果可以被追問

好的查核標籤至少應回答四個問題：誰查核？根據什麼資料？什麼時候查核？如果證據改變，如何更新或申訴？在健康資訊領域，新的大型研究可能修正過去的建議，平台若只保留永久性的「真」或「假」，就會把知識的時間性抹去。對一般讀者而言，最有用的介面未必是最大的紅色叉號，而是能用一兩步找到原始研究、查核理由與限制的設計。

學校可以把這些原則變成操作練習。學生先比較同一標題在不同來源下的可信度，再找出正式文獻、政府公告或專業團體指南，最後撰寫一段包含「目前知道什麼、還不知道什麼」的更正說明。這個過程能培養橫向閱讀、資料追溯與不確定性表達，而不是只訓練學生猜對老師心中的答案。

不把腦電圖當成媒體操控工具

P2 與 P3 等事件相關電位常被用來研究資訊處理歷程，但它們並非單一心理狀態的指紋。即使某些試次的振幅與評分存在統計關聯，也不等於可以在個人層級準確推算其價值觀或行為。把腦波結果說成「可以讀心」，既誤導公眾，也可能促成不必要的監控想像。研究倫理要求我們說明量測的空間與時間限制、樣本代表性、資料處理方式與推論的不確定性。

平台若未來結合生理資料與個人化內容推薦，更應先回答知情同意、資料最小化、用途限制與退出權等問題。這些議題不是本研究已經提出的產品方案，而是從研究限制延伸出的公共治理提問。對原住民族與其他可能處於資料權力不對等位置的社群，尤其需要防止外部機構將文化表達簡化為可預測、可操控的使用者標籤。

真正值得培養的數位公民能力

一個成熟的數位公民，不是看到查核標籤就停止思考，也不是對所有機構都一概不信任，而是懂得依主張性質選擇適當的證據。對醫療資訊，要查原研究與臨床指引；對公共政策，要查法規、預算與執行結果；對地方文化，要辨認社群自身的知識治理與公開授權。不同主張需要不同證據，這才是來源素養的核心。

這項 53 人研究不能回答所有平台治理問題，卻提供一個具體提醒：訊息內容與來源線索會共同作用，二元標籤不是萬能解方。未來研究若能在不同語言、年齡與實際社群平台中重複測試，才更有機會知道哪些介面設計能長期減少誤導，而不只是短時間改變問卷評分。

資料來源

Morozova 等，《Scientific Reports》原研究；《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來源可信度相關研究；HSE University 事件相關電位研究；Russian Science Foundation 專案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