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不是「沒拿來種田的土地」：COP17 正在重新討論牧民的移動、季節知識與誰有權定義土地退化

從烏蘭巴托開始，草原終於不再只是氣候會議裡的一片背景色

2026 年 8 月 17 日到 28 日，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UNCCD）第 17 屆締約方大會 COP17 正在蒙古烏蘭巴托舉行。今天是 8 月 24 日，會議仍在進行中，因此任何「COP17 已經決定」的說法都必須非常小心；但有一件事已經清楚：草原（rangelands）與牧民（pastoralists）不再只出現在周邊活動，而是進入正式政策文件與會議議程。UNCCD 官方資料指出，草原覆蓋地球超過一半陸地表面，直接支撐約五億人的生計，並提供全球約六分之一的營養需求；COP17 也正值聯合國「國際草原與牧民年 2026」。UNCCD｜COP17 官方首頁

這組數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全球土地政策長期偏好一種很容易畫在地圖上的土地：有固定邊界、固定用途、固定產量。牧業卻常常不是這樣。牲畜會依季節、水源、降雨、風雪、草況與疾病風險移動，同一塊地在一年不同時間扮演完全不同角色。一片此刻看起來「沒有被使用」的草地，可能正處於休牧；一條跨越行政邊界的路徑，可能不是閒逛，而是整個生產系統維持韌性的必要條件。

先把一個最容易犯的錯說清楚：牧民不等於原住民族，原住民族也不都從事牧業

討論雙向知識時，最危險的捷徑之一，就是把全球所有傳統土地使用者塞進同一個文化分類。世界各地有原住民族牧民，也有不是原住民族的牧民社群；同樣地，原住民族的食物與土地系統包括農耕、採集、漁撈、狩獵、森林管理、海洋治理等多種型態。把「牧民」直接翻譯成「原住民族」會抹掉法律身分、歷史與權利差異。

但兩者在許多地區確實共享一個政策難題：國家與衛星資料傾向把土地轉成固定格網、固定分類與年度指標，而地方知識往往是時間性的、關係性的。它不只問「這格現在有多少綠色」，還問「這裡什麼月份可以進」「今年哪個水源先乾」「哪種牲畜先吃哪種草」「某次雪災後應讓哪一片地多休一年」。這種知識不是一組浪漫故事，而是一套跨季節風險管理。

8 月 26 日的重點場次還沒發生，但它的題目已經把衝突寫得很明白

UNCCD 已排定 8 月 26 日 16:30–18:00 舉行「Pastoralism and knowledge systems」。截至 8 月 24 日，這仍是兩天後的議程，不能寫成已經得到結論。官方說明顯示，這場對話將聚焦 Earth Observation（EO）、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如何支持牧民韌性，並明列乾旱監測、草原管理、資料治理、資料取得、負責任使用與性別回應式氣候資訊服務。UNCCD｜Pastoralism and knowledge systems

這個設計值得注意，因為 EO 與 AI 不是被當成純粹的技術展示，而是和 data governance 放在同一張議程上。換句話說，問題不只是「模型能不能更準」，還包括誰把資料交給模型、誰看得到結果、誰能更正錯誤、資料是否會被拿去做原本沒有同意的土地執法或商業用途。

「土地退化」如果只有一個顏色，可能會把移動牧養本身誤判成問題

遙測很擅長在大尺度上追蹤植被覆蓋、乾旱、土壤水分與長期趨勢，它是草原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但任何指標都必須先定義「正常」。如果一個模型把全年持續高綠度當成健康，季節性乾旱草原可能天生就比較像「退化」；如果模型把牲畜集中視為壓力，卻不知道那只是短時間經過的遷移節點，也可能誤讀利用強度。

反過來也一樣。不能因為某種牧養制度具有悠久歷史，就假定任何當代放牧強度都一定可持續。人口、牲畜數量、圍欄、道路、採礦、國界、氣候變遷與市場都可能改變原本的移動空間。地方知識與生態監測真正需要做的，是彼此提出不能由單一資料源回答的問題：植被下降是因為長期過度利用、連續乾旱、某個水源工程改變聚集位置，還是行政限制讓牲畜不能像過去那樣分散移動？

雙向知識不是拿牧民訪談替衛星「做 ground truth」而已

最弱的參與模式，是工程團隊先完成分類，再找幾位牧民訪談，證明模型大致正確。這種做法仍然把地方知識放在最末端。真正的雙向知識應該更早進場：先問地方使用者如何劃分季節、哪些地景單位對決策重要、什麼叫做乾旱開始、哪種植物變化是警訊、什麼狀況下必須移動，然後再決定衛星與 AI 應該產生什麼指標。

如果地方知識指出模型把一個季節性休牧區誤判為低生產力，分類規則就應該能被修改；如果遙測顯示某片地的植被連續多年下降，而地方記憶原先沒有把它視為問題，也應反過來共同調查。兩套知識都必須保留被對方改變的可能，才叫真正的共同生產知識。

資料治理的敏感點，是一條移動路徑可能同時是知識、資產與風險

EO 與 AI 若要更了解牧民移動，很自然會想加入 GPS 軌跡、手機位置、水源點與放牧紀錄。但這些資料一旦集中，就可能透露季節營地、重要水源、家戶路徑、土地使用範圍與經濟活動。對土地權利不穩定的社群而言，這些資訊既可以成為主張使用權的證據，也可能被反過來拿去限制移動、加強執法，甚至被商業利用。

因此資料治理不能只問「有沒有匿名化」，還要問誰擁有、誰能下載、保存多久、能不能撤回、二次用途是否需要重新同意，以及模型衍生出的地圖是否也受到同樣規則約束。原始 GPS 點位刪掉姓名，不代表推論出的季節遷徙走廊就沒有敏感性。

女性牧民的知識不能只在「性別場次」被看見

COP17 8 月 26 日的正式日誌還安排 Gender Caucus，聚焦女性 herders 與 pastoralists 作為草原、生物多樣性與韌性生計的重要管理者，以及她們在土地、資源、市場與決策參與面臨的障礙。這很重要，因為家庭與社群中的知識並不是平均分布。幼畜照護、乳品加工、可食與藥用植物、燃料與水源取得、家戶風險以及市場交換，常由不同性別與世代掌握不同細節。

如果數位草原平台只訪問正式土地權人、社群領袖或主要牲畜所有者，就可能系統性遺失女性的知識。所謂「地方資料」若仍只代表少數有權發言者，AI 再先進也只是把既有權力關係數位化。

食物系統真正需要的是可移動的韌性，而不是把所有土地變成固定產量機器

牧業最重要的生產資產之一就是移動能力。當某個地方降雨失敗，可以到另一個地方；某片草地需要恢復，就把利用壓力移開。這種空間彈性在乾旱加劇的年代可能更加重要。但道路、圍欄、國界、保護區規則、土地私有化與大型開發，都可能把原本可調節的系統切碎。

因此「提升草原生產力」不應自動等於增加固定設施或減少移動。政策應同時量測植被與土壤，也量測水源可及性、路徑連通性、土地衝突、家戶移動選項、牲畜健康與食物營養。當一套制度讓地圖變得更整齊，卻讓牧民失去在乾旱年轉移風險的能力，它可能在短期看起來提高管理效率，長期卻降低韌性。

對政策最難的考試，是乾旱年能不能允許「例外」而不是把模型變成新的圍欄

草原治理若真的承認移動是韌性的一部分，就必須處理一個行政制度最不喜歡的東西：例外。正常年份可行的載畜量、邊界與用水安排，在極端乾旱或暴雪年可能突然失效。AI 乾旱預警若只是提早告訴牧民「今年更糟」，卻沒有連動臨時通行、水源共享、跨行政區協調或替代放牧空間，資訊本身並不會創造韌性。

因此模型的成效不應只看預測準確率，也要看預警後是否真的增加行動選項：家庭是否更早找到水源、牲畜死亡率是否下降、衝突是否減少、移動路徑是否保持可用，以及弱勢家戶是否同樣能取得支援。這些指標會迫使政府把資料平台和土地、交通、水資源及社會支持政策連在一起，而不是把風險責任重新丟回牧民個人。

更重要的是，例外機制本身也要可申訴與可撤回。乾旱警戒不能成為永久限制土地權利的理由，臨時開放也不應在危機過後被默默轉成新的常態。當資料、權利與應變程序一起設計，EO 與 AI 才可能真的增加草原社群的選擇，而不是用更精密的地圖替既有邊界加固。

COP17 真正值得看的，不是 AI 會不會進草原，而是誰能改寫 AI 的問題

截至 8 月 24 日，COP17 尚未結束，8 月 26 日的「Pastoralism and knowledge systems」也尚未舉行。因此現在最負責任的寫法不是預告一個漂亮結論，而是指出一個正在形成的治理轉折：Earth Observation、AI、草原恢復、牧民知識與資料權利開始被放進同一個政策空間。

這個轉折的成敗，不在於衛星影像解析度提高多少，而在於一位牧民能不能對模型說「你把這裡看錯了」，而制度真的允許地圖、門檻與政策因此改變；同樣地，科學監測提出長期異常時，地方治理是否也有資源共同查證。草原從來不是「沒拿去種田的土地」。它是一個靠時間、移動與關係運作的食物系統。當全球治理終於開始承認這一點，下一步就不是替牧民做一張更精密的地圖，而是讓他們共同決定這張地圖到底應該問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