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不是只有數量：24個 First Nations 與大學如何把傳統領域知識帶回 Fraser River 漁業治理

重新定義河流：從諮詢對象到治理主體

在當代漁業資源管理的傳統模式中，原住民族往往僅被置於「利害關係人」或「受諮詢者」的被動位置。官方機構或學術團隊在擬定研究計畫、設定監測指標並完成田野調查後，才召開公聽會向部落說明評估數據與禁捕配額。然而，2026年9月22日，加拿大卑詩大學與由第一民族主導的下菲沙漁業聯盟宣布深化夥伴關係，標誌著研究典範的根本轉移。下菲沙漁業聯盟代表菲沙河流域下游24個第一民族的集體漁業利益，其合作範疇橫跨水產資源保育、河川棲地修復、跨領域研究及環境守護。

這項合作的關鍵變革，在於研究問題不再由大學單方面決定，而是由流域部落共同指認最具急迫性的生態危機與管理缺口。長期以來，菲沙河的紅鮭、銀鮭、大麻哈魚與白鱘面臨水溫上升、沉積物淤積、極端乾旱與過度捕撈的多重壓力。傳統管理架構僅依賴統計模型推估最大持續生產量，忽略了魚群在特定支流繁殖的微氣候需求與跨世代動態。當24個第一民族以治理者身分參與架構設計，研究核心便從單純的「可捕撈配額估算」，轉變為「如何維護流域整體生態健康與族群文化延續性」。

這種轉向深刻挑戰了過往將原住民族土地與水域視為「開放資料採集場」的學術慣性。夥伴關係明確要求，研究成果必須直接回饋至部落的決策議會與環境守護小組，成為部落制定捕撈規範、向政府爭取河道工程改善，以及進行環境法律訴訟的實質支撐。合作契約不再是一次性的經費補助或道德宣示，而是建立在權利對等、責任互惠與長期信任基礎上的制度化實踐。

雙向視角的科學：讓兩套知識體系並行

在實務調查層面，這項夥伴關係深化了雙向視角（Two-Eyed Seeing，米克馬克語稱 Etuaptmumk）的治理框架。由米克馬克族長老阿爾伯特·馬歇爾倡導的雙向視角，並非主張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矮化為西方科學的註腳，也不是將兩套知識強行拼貼成單一標準，而是強調同時以一隻眼睛觀看西方科學的長處，另一隻眼睛汲取原住民族傳統知識的智慧，並雙眼並用以洞察生態系統的全貌。

西方現代漁業科學擅長利用精密工具建立標準化、可量化的長期時空序列。研究團隊部署水下聲納掃描魚群洄游密度、透過射頻識別標記追蹤單一魚體位移、運用環境微量遺傳物質（eDNA）分析隱蔽物種的水域分布，並結合衛星水文資料建立水溫升降與河川流量預測模型。這些數據具備跨區域、跨年度比較的優勢，能清楚描繪出廣域氣候變遷對魚類族群的大尺度衝擊。

相對地，流域長者與資深漁民代代相傳的生態知識，則植根於對特定河段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密切互動。他們透過岸邊柳樹發芽時序、高山積雪消融速率、水流顏色混濁度、表面泡沫型態、特定水鳥的覓食行為，以及捕獲魚類的體表油脂與肌肉緊實度，精準判斷洄游群體是否遭遇逆境。這些觀察並未先被編排成試算表，卻往往能指出感測器覆蓋不到的支流水文盲區，並提醒研究者某個被演算法判定為「異常離群值」的現象，實際上是特定生態長週期規律的一部分。雙向視角讓兩套體系在各自的證據法則下相互參照，顯著提高了決策的環境韌性。

資料主權與文化邊界：防範數位掠奪

當傳統生態知識逐步被轉譯為數位紀錄時，原住民族資料主權成為無法迴避的核心檢驗。歷史經驗顯示，田野調查中的口述知識、傳統採集地點與家族捕撈座標，一旦未經嚴謹授權進入公共資料庫或學術共享雲端，極易引發嚴重的外溢風險。敏感魚群產卵場的精準衛星定位可能遭到非法捕撈者利用；傳統生態觀察可能在未徵得部落知情同意的情況下，被外部商業專利或觀光導覽重新包裝，導致原住民族喪失對自身知識資產的控制權。

因此，下菲沙漁業聯盟與卑詩大學的合作嚴格落實了第一民族資訊治理中心倡導的 OCAP 原則（擁有權、控制權、存取權與保管權），以及全球原住民族資料聯盟制定的 CARE 原則（集體利益、控制權威、倫理責任與互惠原則）。在合作計畫啟動前，雙方即簽署具法律約束力的資料治理協定，明文區分三種資料屬性：第一類為可供大眾查閱的基礎水溫、流量與一般生態科普報告；第二類為僅限部落內部治理、漁業監測團隊與簽約研究者使用的業務性數據；第三類則為涉及家族傳承、神聖儀式、歷史領域邊界與極度脆弱棲地的敏感文化知識。

第三類資料原則上不予公開，原始檔案由第一民族指定的文化中心或伺服器本地保管。外部研究人員如需引用，必須逐案向部落長老會議或治理機構提出正式申請，並載明使用目的、衍生著作授權方式及保存年限。更重要的是，協定賦予部落撤回授權與修正錯誤記載的絕對權利。這種制度設計粉碎了傳統學術界「只要發表記錄即屬公共公有領域」的傲慢假設，確保知識現代化不以犧牲族群自主權為代價。

人工智慧時代的檢索架構與倫理防線

隨著檢索增強生成（RAG）與大型語言模型在生態保育及文獻整理中的廣泛應用，科技工具對原住民族知識的介入愈發深入。在漁業管理領域，人工智慧系統展現出強大的輔助潛力：它能在數秒內爬梳跨越五十年的河川水溫歷史紀錄、整合數萬筆聲納掃描日誌、比對水利工程前後的棲地破碎化航拍影像，並為獲授權的研究人員快速索引部落口述歷史中的生態觀察摘要。

然而，技術的便捷並不能取代知識的倫理審查。大型語言模型的運作依據為機率統計與詞彙共現頻率，本質上無法理解文化知識的責任承載與脈絡限制。一個世代口傳的河道禁忌，其真實性與威信來自說話長者的家族血脈、社會責任及在部落中的神聖職位，而非該詞彙在網際網路上的曝光次數。若任由未設權限的人工智慧系統自由抓取並合成內容，極易產出看似客觀流暢、實則脫離脈絡甚至嚴重扭曲的荒謬答案。

有鑑於此，負責任的生態人工智慧架構必須建立多層級的存取過濾機制。系統在進行語意檢索時，必須同步檢核資料來源節點所附帶的中繼詮釋資料，包括知識提供者身分、授權使用層級、禁止商用標籤以及適用地理範圍。遇到涉及高敏感度文化規範或資料不足的查詢時，系統應具備「坦承未知並主動停止生成」的防護能力，引導使用者轉向部落文化委員會或合格長老尋求人工諮詢。人工智慧的角色應定位為輔助資料整理的嚴謹管家，而非凌駕於部落治理之上的知識仲裁者。

台灣河溪生態治理的在地省思與跨域借鏡

加拿大菲沙河流域的實踐，對台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溪流、近岸漁場與濕地保育具有高度的參照價值。台灣山區與河溪流域常年面臨多重治理權責交錯的困境：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管理國有林班地、水利署管轄防洪河道工程、農業部主導農漁業產銷，而原住民族委員會則掌管原住民保留地業務。在多頭馬車的官僚體制下，部落長久以來依循祖訓發展出的河川溪流自主管理機制，常被邊緣化為單純的民俗文化，難以進入法定水利與生態決策體系。

事實上，台灣原住民族如泰雅族、布農族、鄒族、排灣族、魯凱族與阿美族，皆擁有細緻的流域生態規範。以泰雅族的 Gaga 文化為例，傳統上對河溪漁獵劃分家族責任流域，嚴格限制毒魚、電魚等破壞性手段，並依據溪魚產卵時序設定定期封溪護魚期；阿美族的海祭與溪流漁撈（Mifoting）亦伴隨著嚴格的年齡階級分工與生態調養倫理。這些根植於土地倫理的生活實踐，本質上即是高度成熟的適應性管理系統。

台灣若欲在流域管理中引入現代生態監測與數位治理工具，絕不可僅是由中央機關自上而下發布水質監測圖資或建置單向通報系統。更前瞻的作法，是參考下菲沙漁業聯盟的經驗，支持部落成立流域自主監測小組。由族人青年與部落長老共同制定觀測指標，將部落對河溪石塊苔蘚變化、特定水生昆蟲羽化期、土石流預兆與野生魚類群聚點的傳統觀察，與現代水質連續監測儀、空拍熱影像及水文模型有效串聯。當科學數據與長老直覺出現分歧時，決策機制不應草率否定在地觀察，而應將差異視為探查未知生態因子的珍貴契機。

守護河流的跨世代承諾：責任遠勝於產量

當前全球環境治理正經歷深刻的反思：單純以商業價值與噸位產量為導向的資源開採思維，已將全球無數河流推向崩潰邊緣。卑詩大學與下菲沙漁業聯盟的合作揭示了一個根本真理：健康的漁業無法獨立於健康的文化與健康的社群而存在。保護一條河流，意味著必須同時尊重依託該河流而生的語言、歷史、親族倫理與跨世代責任。

走向成熟的雙向知識治理，需要學術界與政府體制放下獨尊單一科學霸權的盲點，以謙遜的姿態承認原住民族固有的主權與主體性。這不僅是人權與轉型正義的要求，更是人類應對全球氣候危機與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必要途徑。當魚不再只是被計算的冰冷數字，而是重新連結土地、流水、先祖與子孫的生命紐帶時，河流治理才能跳脫短視的資源掠奪，成為維繫人與自然永續共榮的莊嚴承諾。

資料來源與延伸閱讀

• Lower Fraser Fisheries Alliance 官方網站與漁業守護倡議
• UBC Faculty of Science 科學合作與流域研究計畫
•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原住民族漁業政策與資源共管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