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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公共服務/健康治理

有了原住民族高齡照護專員,就等於文化安全落地了嗎?

澳洲聯邦國會日前通過具里程碑意義的法案,正式在聯邦高齡照護品質與安全委員會內部設立常設的「原住民族高齡照護專員」。這項改革回應了皇家調查委員會長年呼籲,旨在賦予第一民族長者強大的法定獨立發言權。然而,專員席位的設立是否真能轉化為偏鄉基層的文化安全?本文深入探討臨時專員交接歷程、社區控制型機構在資產與繁複法規間的結構性困境、西方臨床指標與原住民族社群福祉的本質落差,並對照臺灣原鄉長照與文化健康站之實務,提出超越象徵性代表的公共治理思維。

雙向知識實驗室

作者簡介:專注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與當代科學的互補治理,探索雙向視角(Two-Eyed Seeing)在生態保育、資源管理、公共服務與資料主權的實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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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溫暖晨光照耀下的原住民族社區照護健康中心木質長廊,背景可見柔和的自然植被與無障礙活動空間,無任何文字、標誌或可辨識人像。

AI 生成概念影像,非研究或事件現場照片。

# 有了原住民族高齡照護專員,就等於文化安全落地了嗎?

在面對人口高齡化與長期照護體系轉型的全球浪潮中,少數族群與原住民族長者的生命尊嚴與照護品質,始終是一面檢驗公共醫療體系包容度與正義性的鏡子。澳洲聯邦國會日前在兩黨共識支持下,正式通過《2026年高齡照護法規修正(原住民族高齡照護專員與其他措施)法案》,決議在聯邦「高齡照護品質與安全委員會」內部設立常設且具法定獨立性的「原住民族高齡照護專員」。這項立法進展被官方視為高齡照護領域「世代性改革」的核心里程碑,旨在為第一民族長者及其部落社群建立直接對接監管體系的發聲管道。

然而,當一項高規格的法定代表機制在首都坎培拉的行政體系中誕生時,一個更深層且直指照護本質的實務疑問隨之浮現:在國家官僚體系中增設一位法定專員,是否就等於偏鄉荒野與地方部落長者所企盼的「文化安全」已經實質落地?還是這僅是一場制度外殼的翻新,而在第一線的病榻與床邊,殖民歷史遺留的結構性不平等依然在標準化作業流程中持續運轉?

皇家調查委員會的回應與臨時專員的鋪路歷程

要理解這項常設專員法案的歷史重量,必須回溯至澳洲高齡照護體系的體制創傷。2021年澳洲「高齡照護品質與安全皇家調查委員會」發布最終調查報告,揭露了體系內廣泛存在的忽視、歧視與制度性失靈,其中第49條具體建議聯邦政府必須設立專責的原住民族高齡照護專員,以修補體制長期忽視第一民族特殊文化、語言與歷史經驗的深層缺陷。

根據 澳洲衛生部:關於臨時原住民族高齡照護專員法定職權 的官方紀錄,聯邦政府隨後設立了臨時專員職位作為過渡銜接。首任臨時專員 Andrea Kelly 以及自2026年7月接任的現任臨時專員 Jodi Cassar,承擔起跨越全國各地部落展開密集共同設計(co-design)的繁重任務。臨時專員辦公室的核心使命,在於確保未來的常設專員不僅僅是一個官僚頭銜,而是帶著廣泛社群授權、明確工作優先順序與深厚信任關係走入體制。

進入2026年秋季,這項體制建置工程進入關鍵階段。依據 澳洲臨時原住民族高齡照護專員辦公室:2026年9月進度更新 所揭露的細節,專員諮詢工作小組於9月中旬召開了首次正式會議。成員橫跨社區控制組織、學術研究單位、基層照護實務界與政府代表,審議通過了常設辦公室的建置路線圖、衡量指標以及首份風險與相依性登錄清單。這項進展確立了專員遴選必須立足於法律正當性、專業能力、文化權威、生命經驗以及社群實質推薦,預定於2027年7月1日正式履新運作。

正如 澳洲衛生部部長新聞稿:強化每位高齡澳洲人照護法案通過 中所強調,新法案將常設專員置於高齡照護品質與安全委員會架構內,賦予其直接介入監管體系、反映長者第一手反饋並深度參與政策制定的權限,試圖藉此完善即將上路的《2024年高齡照護法》與《2025年高齡照護規則》。

文化安全不是選配:臨床標準與部落世界觀的本質衝突

然而,法制條文的完備往往與部落生活的實感存在著巨大溫差。「文化安全(Cultural Safety)」概念最早由紐西蘭毛利族護理學者伊里亞佩蒂·拉姆斯登(Irihapeti Ramsden)提出,其核心意涵在於:照護環境是否安全,絕非由醫療機構或照護人員自我宣稱,而是由接受服務的當事人與社群主觀界定。在傳統西方生物醫學模式下,機構照護往往追求標準化、去脈絡化的效率指標——從精準的用藥時間表、熱量攝取量化、排泄記錄到防跌感測器的安裝,皆圍繞著臨床風險管理運作。

但在原住民族長者的生命經驗中,身體的衰老與照護從來不能與心靈、土地、親屬網絡及精神信仰切割。當一位阿納姆地(Arnhem Land)或中部沙漠的長者因身體虛弱被送進數百公里外、裝潢現代的都會安養中心時,即便那裡的物理條件無懈可擊,長者卻可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枯萎。原因在於,這類機構禁止家屬在身旁烹煮傳統森林獵產(bush food),嚴格限制大家族成員日夜相伴的文化習慣,並將長者對族語交談與土地氣味的渴望視為無足輕重的「非醫療需求」。

更為嚴重的是,許多經歷過「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s)」創傷政策的老人,對穿著制服的官方醫護人員與封閉機構抱有深層的恐懼與警戒。當照護流程將長者隔離在冰冷的白色病房中,任何缺乏文化敏感度的強制作息,都會在無形中重新觸發長者幼年遭受強行隔離的歷史創傷。如果監管指標依然停留在西方臨床視角的「無菌」與「合規」,那麼即便增設了原住民族專員,基層機構若未經歷根本性的文化去殖民重構,文化安全的承諾便難以穿透官僚體系的高牆。

社區控制型機構的雙重夾擊:法規合規與資源赤字

在實踐文化安全的前線,由原住民族社群自主營運的「社區控制型衛生與高齡照護組織(ACCHOs)」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這些組織深刻扎根於在地社群,照護員往往是長者的親族晚輩,能以熟悉的母語對話,理解部落禁忌與親屬倫理,並提供符合在地飲食與生命節奏的居家支持。

然而,現實中的社區控制型機構卻長年承受著「資源匱乏」與「法規合規成本暴增」的雙重夾擊。聯邦政府近年推動高齡照護體系全面數位化、品管評鑑嚴格化與認證門檻拉高,其政策初衷固然是為了淘汰不良的營利型機構,但這種一刀切的制度要求,卻對偏鄉小型部落組織構成了災難性的行政負擔。為了填寫繁複的聯邦審計報表、購置符合資安標準的雲端健康紀錄系統,小型機構不得不將大量原本用於聘僱第一線照護人力的有限預算,轉移至行政人事與法遵支出。

更嚴峻的挑戰在於偏遠地區的人力荒。都會區的高齡照護機構尚可透過高薪與外籍移工補足人力缺口,但在水電基礎設施不穩、氣候極端、生活機能匱乏的偏遠原鄉,專業護理人員與在地照服員的招募與留任極其困難。若聯邦撥款公式依然僵化依循「按人頭提供服務補助(activity-based funding)」的市場邏輯,忽視偏鄉因地理遼闊所衍生的龐大物流、交通與營運固定成本,社區控制組織將在財政赤字中難以為繼。專員若不能在撥款制度上撬動根本變革,基層的文化照護據點將面臨萎縮風險。

監管機構內部的獨立性悖論與實質權力檢驗

在組織制度設計上,將常設專員設於聯邦高齡照護品質與安全委員會內部,本身即蘊含著高度微妙的制度張力。官方的論述在於,專員能藉此直接連通國家監管體系的大腦,掌握稽查、開罰、撤照與政策建議的實質槓桿;然而,批評者亦尖銳指出,當一個代表被殖民社群權益的監督角色被收編於既有的官僚層級內,專員究竟能保有幾分向聯邦政府公然抗衡、挑戰主流政策偏見的獨立勇氣?

歷史經驗顯示,許多專責辦公室在設立之初皆被賦予厚望,但隨著時間推移,往往淪為替政府既定施政背書的文化潤滑劑。要防範這種官僚吸納效應,未來常設專員必須具備三大法定核心權能:第一,對涉及原住民族機構評鑑標準與法規修改,擁有不可被行政長官隨意否決的法定諮商地位與公開異議權;第二,具備直接受理部落長者及其家屬申訴的獨立調查管道,且調查報告必須強制向國會公開,而非在部會內部遭到潤飾消音;第三,建立獨立於政府體系的部落長者諮詢大會,將專員的問責對象明確錨定於第一民族社群,而非坎培拉的執政官僚。

專員的權威不應來自於官方徽章的加持,而應來自於其對部落真實聲音的忠實守護。唯有當專員有權對不符合文化安全的體制安排亮出紅牌,這個職位才不至於淪為象徵性的政治櫥窗。

臺灣原鄉長照與文化健康站的制度反思

澳洲原住民族高齡照護專員的制度實踐,為同樣面臨高齡化挑戰的臺灣原住民族社會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對照稜鏡。臺灣自推動「長照2.0」以來,在原住民族委員會與衛生福利部的協作下,於全臺各原住民族部落廣泛廣設了近五百處「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文健站)」,成為部落長者日間關懷、健康促進與文化傳承的核心樞紐。

臺灣的文健站模式在文化相容性上展現了強大生命力:在地族人擔任照服員、以母語進行長者生命史回顧、結合傳統農事與野菜採集維持長者肌力,在實踐文化安全與部落自主互助方面取得了廣泛讚譽。然而,深入檢視體制深層,臺灣的原鄉長照同樣面臨著澳洲正在經歷的結構性矛盾:

首先,文健站與主流長照專業體系之間存在著斷裂與階層化。在現行制度下,文健站常被歸類為「預防延緩失能」的輕度社區照顧,一旦長者失能等級升高至需要高度專業醫療護理或重度長照介入時,長者往往必須被轉介至遠離原鄉的漢人大型機構,導致長者在其生命最脆弱的末期,被迫與母體文化和部落土地分離。

其次,照護專業認證與文化知識權威的權力失衡。主流長照體系嚴格要求證照化、標準化學分與醫學評量量表,但深諳部落傳統草藥、拍打按摩、心理慰藉與靈性陪伴的部落耆老及在地照護者,卻常因缺乏主流官方認證而被排拒於專業給付體系之外。

再者,臺灣《原住民族健康法》雖已完成立法,明訂應保障原住民族健康權益並寬列預算,但在中央層級,至今仍缺乏一個如同澳洲專員般具備法定調查權、跨部會監管權與獨立發言權的專責獨立機制,導致原鄉健康與長照政策往往在衛福部主流醫療思維與原民會文化政策之間多頭馬車、相互拉扯。

邁向雙向知識的尊嚴治理

原住民族高齡照護體系的去殖民化與重構,本質上是一場「雙向知識(Two-Eyed Seeing)」的實踐革命。雙向知識強調:我們必須以一隻眼睛看見現代生物醫學與專業照護技術在疼痛控制、急性醫療與人體工學上的科學長處;同時以另一隻眼睛看見原住民族傳統智慧、親屬互助與土地連結在賦予生命尊嚴與精神平安上的深層力量。兩者不是上下階層的依附關係,而是平等的夥伴。

澳洲常設原住民族高齡照護專員的立法,無疑邁出了制度化問責的重要一步。但專員席位絕不是改革的終點,而是一個漫長權力協商與資源重分配的起點。如果未來的體制依然不願放手讓部落自主管理預算、不願承認文化照顧等同於專業醫療、不願承擔偏鄉基層組織的營運成本,那麼文化的傷痕便依然會在冰冷的體系中隱隱作痛。

唯有當國家體系真正學會謙卑傾聽長者的生命史,將決策的主權與尊嚴完整歸還給養育長者的部落土地,我們才能在白髮與歲月的沉澱中,看見世代相傳的正義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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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使用與內容安全揭露

本文與角色問答由 AI 協助整理澳洲衛生部、原住民族高齡照護專員辦公室及國際原住民族公共衛生治理文獻;政策進程、法案架構與臺灣制度對比分開敘述。封面為 AI 生成概念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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